求是日報

“破窗”與“修窗”:人行道上的隱形社會結構

2019-05-30 18:32 來源:網絡  作者:求是新聞
   次瀏覽
今天很多公共政策想當然地認為,即使不經系統研究,我們也可能知道哪類人會使生活更安全,而哪類人只要出現就會導致嚴重的罪行。事實是這樣嗎?

“破窗”與“修窗”:人行道上的隱形社會結構

《人行道王國》,[美]米切爾·鄧奈爾 著,馬景超、劉冉、王一凡 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  

“她們必須自己看著辦!边@句話是穆德里克為自己對一些女性做出評論的粗糙辯解,但是,不管怎么說,在行人對街頭人的實際態度這一點上,這都是一個有用的隱喻,幫助我們提出基本的問題:普通公民必須自己看著辦嗎?

近來動用刑法控制輕微違法行為的歷史表明,在一定層面上,行人不需要看著辦。在紐約市,在未經駕駛員同意的情況下清洗車窗,或是在自動取款機旁乞討都屬于違法行為。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將紐約市的“零容忍”戰略視為控制公共空間的典范。在拉斯維加斯,在賭城大道上招徠客戶的人們不再被允許散發傳單;在圣巴巴拉和西雅圖,在許多市區的人行道上坐下,都被視作違法。在圣莫妮卡,想要乞討的人必須至少離他們的目標對象三英尺遠。這樣的法律,加之城市要求人們從領取福利轉向參加工作,表明都市可以且將要對社會最邊緣群體提出更高程度的服從。

許多政治家錯誤地認為,只要他們通過更多的法律,使這些原本名聲就不好的、在人行道上工作的人們生活更加困難,那么這些人就會消失。但我想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城市為人們提供生存方式的功能難以去除。市議會傾向于清除人們常居地的各種元素,比如削減乞討的權利,豎立起標志,告訴市民不要給無家可歸的人們錢或食物,立法反對在垃圾箱里撿拾,或是減少人行道上可以擺攤的空間;他們想要找到最薄弱的環節,那個他們以為一旦斷裂就會摧毀這一群體生活的環節。

當然,在人行道上工作和/或生活的人們不會被如此輕易地被趕走,即使人們想這樣做。那些想“誠實謀生”的人們將繼續發揮他們的創造力、能力和文化性知識,正如第六大道上的人們所做的那樣,生存下來。在共生體系如此之小、自給自足(如賓州車站)的情況下,那些運營者總可以找到它最脆弱的環節——睡覺的空間——來摧毀他們的群體生活,但這種“解決方案”只會促使人們尋找像第六大道這樣的駐地,以及諸如販賣印刷品之類的其他謀生途徑。這個環環相扣的網絡有能力重新組合。

那么,怎么辦?我們需要一種新型社會控制策略。其核心可以是對行為責任制的不懈追求,但也可以是全體市民開啟新的認識,更寬容地對待和尊重在人行道上工作的人。

公民可以從試圖理解人們的動機開始,理解那些讓自己感到不安的人為什么要做別人認為是冒犯的事。這些行為通常與富裕階層會做的事情不那么不同,例如上層中產階級人士亦會在高爾夫球場或公路的路肩上小便。有時候,在街上工作的人更受關注,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中產階級和更高階級的人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時間和空間資源。在人行道上工作的人很少與他們居住在房屋和公寓里的鄰居發展出堅實、融洽的關系,后者很少為他們提供支持。生活在公共場合,他們顯得越軌是因為他們的大多數行為舉止都在人們的目光之下。無論是銷售贓物、使用毒品還是大聲吵嚷,幾乎他們所從事的一切行為都會使自己看起來比當地商店的業主或經過的人更不雅觀。有時,他們做出如此行為是因為他們已經蒙受污名,進而無法獲得基本資源,無法使用洗手間,或是與上層中產階級白人進行日常社交,后者居住在這里,也把這里稱作家。

雖然我們認為“破窗”理論(注:犯罪學理論,意味一座有破窗的建筑可能引來破壞者破壞更多的窗戶,引申為環境中的不良現象會誘使人們相仿甚至變本加厲,因此應該著力打擊輕微罪行)具有可行性,而且已被用于降低犯罪率,但我們不應該從這些成功的案例中獲得錯誤的教訓。特別是,我們不應該先入為主地認為我們在街上觀察到的越軌行為是由某種造成犯罪的無序氛圍所導致的。的確,有時可能確實如此,但將街頭攤販與傳統的城市居民做比較,我們經常會發現,街道上所謂的不體面行為并非他們獨有,且由無序氛圍引發的不得體行為并不比普通居民多。

理解何為“看著辦”意味著,了解街頭生意得以形成的那些力量有助于我們厘清,對許多窮人來說,美國究竟成了什么樣。今天在第六大道上工作的人與許多前人一樣,生活在由各種政治、經濟和歷史條件相互作用下的環境中,包括住房隔離,貧困的空間集聚,去工業化,以及種族隔離。毒品改革的失敗在這些人行道上尤其顯著,最集中表現為對持有同一種毒品的兩種不同形式——霹靂可卡因和可卡因粉末——的區別懲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吸毒對一個人生活的多重影響,吸毒者反復觸犯刑事司法系統,以及酗酒的人和癮君子失去他們原本賴以生存的日工和低收入工作,都可能影響到這些人的生活形式。對人行道上的人們采取激進和不容忍的方式并不會改變這些大環境,反倒正是這樣的環境持續地使人們來到像第六大道這樣的街頭工作。

最后,他們中的一些人將不被普通城市居民所認可。同時,理解為什么這些互動令人不安非常有用。令人不安并不總是因為存在任何實質上的威脅,或是說了冒犯人的話,而是因為在尋求權力和尊嚴的過程中,實際的對話倫理被遺棄了。少數實施“互動破壞”的人敗壞了街上其他人的名聲?紤]到交織其中的種族和階級差異,這種對話從本源上來說就很容易形成緊張關系,但很少會造成傷害。對違反實踐倫理的不寬容也許會改變一些行為。沒有人必須看著辦。采取技術性的粗暴態度往往是那些明白事情來龍去脈的人的解決辦法。

在人行道上,攤販、拾荒者以及乞丐中已經發展出了經濟角色、復雜的分工以及鼓勵他們嘗試“更好”的生活的導師。這就是人行道上隱性的社會結構。對我的許多讀者而言,當然對我自己來說也如此,人行道上這些尋求救贖的側面令人驚訝。乍看之下,它令我們驚訝是因為街頭的可見行為創造了一種犯罪氣氛。因此,今天很多公共政策便想當然地認為,即使不經系統研究,我們也可能知道哪類人會使生活更安全,而哪類人只要出現就會導致嚴重的罪行。但是,我們無法認定某類人會構成“破窗”,尤其是在對他們如何生活一無所知的前提之下。我們同樣也不能認為,公共人物的角色需要由像羅普一家這樣的普通得體人物承擔,盡管他們每年秋天的造訪對這一社區非常重要。

當然,這些街區的確有一些“破窗”,但主要是對那些匆匆路過的人來說看起來破了的窗戶。因為美國人在生活中不斷地使用種族和階級分類,所以許多市民把實際的破窗推廣到所有看起來差不多的窗戶,并認為一個看起來很不堪的人一定已經自暴自棄,盡管實際上他正試圖盡可能地讓自己變好。只有通過了解人行道上豐富的社會組織及其復雜性,公民和政客才可能會意識到,我們用幾扇破窗的存在作為破壞整個非正式結構的理由,這種想法會帶來多么巨大的損失。
上一篇:構建“生活化”教改范式   下一篇:5G,將如何改變社會生活?
熱門推薦